宝钗冷香丸“从南”带到哪里？

宝钗是一个健硕美女，以至宝玉曾经打趣她：“怪不得他们拿姐姐比杨妃，原来也体丰怯热。”作者还以“滴翠亭杨妃戏彩蝶”为题，精彩生动地描画她在芒种节饯花日里追逐捕捉一双大如团扇的玉色蝴蝶，令人印象深刻。然而白璧微瑕，她也有胎里带来的热毒之症。能自由出入于太虚幻境和人间花柳繁华之地，能将女娲弃石幻化成通灵宝玉，也能给宝玉除魔避邪的癞头和尚既给了薛宝钗随身佩带的金锁，还给她一个非常奇巧的海上方，名为冷香丸。此药采制注重时令时物，十分难得。宝钗在与周瑞家的聊天时说：“竟好，自他说了去后，一二年间可巧都得了，好容易配成一料。如今从南带至此，现今埋在梨花树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俞平伯校点本、红学所校点本等几个本子上，都是“从南带至北”。但湖南岳麓书社李全华校点本和岳仁校点本以及1996年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的《红楼梦》都是“从南带至此”。岳麓书社两种校点本和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依据的底本是《乾隆抄本百二十回红楼梦稿》，因卷首有梦觉主人写于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菊月的序文，所以称梦序本、甲辰本。扉页上有原藏者清咸同间人杨继振手书“兰墅太史手定红楼梦稿百二十回”的题签，又称杨藏本。这是脂本系统的一个本子。据红学研究者陈传坤先生讲，程甲本也是“从南带至此”。不过,程乙本略有不同，同日本仓石本都改作：“如今从家里带了来,现埋在梨花树底下呢。”程甲本明确是“从南带至此”，程乙本与日本仓石武郎藏本（其中六十回为程甲，六十回为程乙）的意思仍然是这样，并没有点明“北”字。

 “此”与“北”是个非常相似的形近字。但这个字的不同使用，又关乎到红楼梦中所写的京城在哪里，贾府在哪里甚至大观园在哪里的问题。有人曾以《京华何处大观园》为题，展开寻找大观园的活动。这都是在胡适“实录观念”支配下的行动。周汝昌先生在他的八十回《红楼梦》校本中妄改、臆测、添加了许多自己的东西。他在这里就采用了“从南带至北”，并解释到：“从南带至北，雪芹首次明点北京，仍是出北字不出京字，出京字时不出北字，总令人混过不觉，却又的的实实，不曾半点含浑。”
   实际上，这两个字正误的辨析，从文本中还有几处例证，可以比较明显的体会到是“此”而不是“北”：

1、《凡例》中讲到：“书中凡写长安，在文人笔墨之间，则从古之称；凡愚夫妇儿女子家常口角，则曰中京，是不欲着迹于方向也。盖天子之邦，亦当以中为尊，特避其东南西北四字样也。”——所以，从作者“不欲着迹于方向、天子之邦特避其东南西北四字”的构思讲，宝钗不可能说出京都和贾府大观园在“北”这么明确的方位的。2、第一回中写甄士隐意欲再写封书与雨村带至神都，使雨村投谒个仕宦之家为寄足之地。说“十九日乃黄道之期，兄可买舟西上，待雄飞高举，明冬再晤，岂非大快之事耶！”——此处由苏州而言，神都京城如果真是北京，当为买舟北上，不该是“买舟西上”。

网友“一棵树”赞同我的这个例证，他说：楼主提及雨村“买舟西上”，正是作者避谈神京何处的着力点。可以是长安，可以是洛阳。总之，无论神京何处，终不是在金陵之“北”。“一棵树”所言作者竭力避谈神京何处是正确的，这正是作者避险之笔。我以为南、南省、南京、金陵、苏州、维扬地面，是作者刻意提示和强调的，但“北”却是作者着意避谈之字眼。此种奥妙，首先是神京和贾府、大观园都是作者虚构之处，服从于“朝代年纪地輿邦国反失落无考”和“写假则知真”的构思需要；其次，如果落实了“北”字，则“假做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一语就无从解释了，扣合不上。“一棵树”还从人物习惯用语的角度做了分析，他说：同意用“此”比较妥贴。相对而言，从南到“北”，豪爽有余，雅致不足，宝钗可不是湘云宝琴。宝钗所言，不论是否雅致，“北”和“此”之区别，还是手民之误，与政治无关。“一棵树”兄从人物性格和语言习惯方面所做的这个分析大有道理。我觉得作者为了体现这些如花如柳的闺中女儿的高雅和文化，对宝钗黛玉等使用了大量雅言，相对于贾府婆子们的俗言脏语来讲，更见雅俗共赏、摇曳多姿。《国学论坛•红楼梦研究》的版主“青青子衿”和陈传坤先生也从语感上分析认为用“此”还是最为合适的。

如果仅仅是从方位方向的对应方面考虑这个字的正误，则“北”是相对于“南”来说的。况且宝玉因为“在外流荡优伶表赠私物，在家荒疏学业淫辱母婢”挨揍时，贾母疼爱交加一时气急，也说要安排车辆人员带着宝玉“回南京去”。再者，贾赦设计强娶鸳鸯，书中也说鸳鸯的父母在南京，不在贾府。脂砚斋对此批注“此回有本而笔，非泛泛之笔也。”强娶贾母丫鬟这件事是根据真实故事写成的，使人们很容易想到这是南京城里曹家旧事。如果不作文学艺术的深刻思考分析，单纯从方向的对应来讲，那么贾府好像就在南京之“北”，《红楼梦》中所写的神京长安好像就是北京。所以宝玉挨打时贾母出来拦阻，严厉责怪儿子贾政，“一面说，一面只令快打点行李车轿回去。”家中奴仆当然是“干答应着”并未听从老太太的吩咐。诸本上都是“只令快打点行李车轿回去”，但周汇本却直接改作“回南去”！

显然，周汝昌先生很认真的把贾府所在的神都长安就认作了北京。周汝昌先生终其一生，没有跳出胡适实录观念的误区，所以他主张北京恭王府就是大观园原型所在；前几年又跑到河北丰润去寻找青埂峰寻找通灵玉。刘心武在周先生曹家旧事说启发下，又跑到宫廷历史演义的路子上折腾热闹了好一阵子。他二人，都没有跳出《红楼梦》中的神都长安就是北京的怪圈。刘心武作为一个名作家，深知文艺创作的规律和艺术手法，但以虚为实，虚实不分，贻笑大方而已。前几年，周先生与人争论大观园中既有南竹又有北炕，最后不了了之，原因也在这里。

曹操在注释《孙子兵法》中的“九地篇”时写到“欲战之地有九”。战地有九种之别，作为小说的《红楼梦》中的地理空间也有实地虚地之别，如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青埂峰、太虚幻境等等，都是曹雪芹根据艺术创作的需要虚构的。作者虽然在开篇极力申述他的取材是来源于自己的生活真实经历，“实录其事”、“亲睹亲闻”、“不敢稍加穿凿”，但他所言的“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就告诉我们这是艺术虚构。是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的统一。如贾宝玉的衔宝而诞，是大实大虚的。同样，书中地理名词的出现和存在，也有虚地、实地之分。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虚幻中蕴含笼罩着真实，真实的地理名词支撑着虚幻的地理。此点大概是“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的徒子徒孙们”（鲁迅《阿Q正传》）所没有想到的吧？！建国以后许多红学专业研究人员，基于素材来源的考证，把大观园原型搜索的视点定位于北京，这是错误的，是以虚为实、虚实不分的错误行为。更是对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巧妙构思庸俗化的理解。把神京做北京，到北京寻找大观园，这是后人在误解之中错误的对《红楼梦》中虚构的地理人为落实人为位移的可笑举动。

ox 胡适先生的自传考证说和蔡元培先生的索隐派，有一个共性之处，就是他们都认为《红楼梦》是写史的，是以文代史。只是写作者家事家史和他人轶事野史的差别，这其实都是一种实录观念的反映。是在中国传统的文史一体观念影响下生发出来的错误观念。胡适先生是我国近现代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对红楼梦研究的贡献也是开创性和多方面的。他的自传考证说有力的冲击了索隐派的种种谬误。但他把小说的《红楼梦》当作历史看，把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完全等同起来，把同构当成同一，红楼梦中许多与曹家对不上号的地方就解释不了。所以他晚年也承认了他的实录观念有解说不通的地方，他就认为大观园不是现实存在的：“其实我既然已经承认隐去了真事，就必然有虚构的部分了。况且我后来也曾经指出过，大观园本不是实有其地……《红楼梦》里自然有许多虚构的情节。”

通观建国以后的红楼梦研究，红学界很长时间内，是被胡适先生错误的自传考证说和实录观念笼罩着。俞平伯先生是一个学术品格端正、实实在在做红学的人，但他也受到了这个实录观念的影响。他在1958年校订的《红楼梦》底本是有正本，依然是脂本系统。既然脂本系统的杨藏本是宝钗冷香丸“从南带至此”，那么他的本子就有更改的可能。1979年红学所成立以后新校订的《红楼梦》，是以庚辰本、己卯本为底本参校而成，也有改动“此”处的可能。所以，我认为国家正统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俞校本和红学所本，都把这个字给改了。当然，这是我从文艺创作规律的角度所做的推测分析，也有程本、脂本的部分例证。最终结果，还是以三脂本的实证为是。

                   2008年8月24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