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奔跑在2478公里的路上
北京，东京-----两个一衣带水国家的心脏，直线距离
他是加藤嘉一，1984年出生在日本伊豆，中日关系观察者。加藤嘉一2003年来到中国，曾经担任过北京大学日本人协会会长，现任顾问；曾经参加过70多次国际及中日文化交流活动、学术研讨会，接受过500次以上采访，发表过众多关于中日关系、中日交流的见解、评论文章。
“京论坛”背后的年轻人
2005年，北京大学和东京大学学生联合发起的学生互访交流项目“京论坛”赢得众人关注。论坛的举办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正如活动的宗旨所言，“为中日双方未来的精英们和有意致力于改善中日关系和寻求合作交流机会的年轻一代，提供一个沟通和了解的平台。”参加这一论坛的大多是中日两国的优秀学子，他们面对面地沟通交流中日关系话题，参加学术讲座、参观访问等。
论坛的成功举办，与加藤嘉一的名字紧紧联系着。他是这一论坛的主要组织者和创始人，在他的努力下，“京论坛”每年都成功举办，并且逐渐扩大了与会者的范围——除了中日两国学生，还有德国和韩国的学生参与其中。
而他的故事，本身就是一段传奇。
“跑”进北京
去北京。2003年,自幼独立而善于思考的他做出了这一个决定，将可能出现的惊讶放在身后，坐上了飞向北京的班机。“刚到北京时，我处于‘三无’状态：没有人民币、不会中文、没有中国朋友”，每一次面对媒体，加藤嘉一都这样形容初到中国的自己。那时的北京笼罩在“非典”的阴云里，就在众人争先离开的时候，他却逆向而动。
不寻常的开始注定了精彩的故事。他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读书，极其认真地学中文，更加积极地观察中国，走进中国社会。短短几年间，他就成为在北京最活跃的日本留学生：他策划、主办多项中日交流活动，许多国际、中日交流研讨会上都是他流利地用日语、汉语、英语担任传译者，增进沟通；他参加过200多场谈判，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各方面。
而中日两国的媒体是他最闪耀的舞台，他参加过100多次中外媒体活动，中国中央电视台多次邀请他做人物专访；凤凰卫视《全球连线》、《华闻大直播》等节目他是时事评论的座上宾；日本NHK、朝日新闻都对他进行过采访，还担任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他不仅参加媒体活动，还在知名网站上开办博客，直接和中国网友们沟通……生活的车轮每天都在急速地运行，睡觉的时间被缩短再缩短，他开足马力，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不停地奔波、观察。他的探索意识不断得到满足，收获的不只是带着些京味儿的中文。
“日本极品留学生”
加藤嘉一不再是当年那个“三无”日本人。就在加藤热衷于中日文化交流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了解了这位了不起的日本年轻人。甚至有媒体用“日本极品留学生”来形容他。
他在中国的活动广泛地受到众人的关注。在中国第一大搜索网站“百度”上，有网友为他在“百度百科”里建立了词条；人们知道了他的爱好，还有他每天坚持跑
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不变的是，他始终站在中国社会中间观察与沟通，他执着地观察中国，执着地表达着自己的见解。当然，面对的回音也是十分多元，掌声和嘘声共存，有赞同也有责难。不过加藤嘉一的奔跑不会停止，就像他在与中国导演山奇合著的《七日谈》中说到的那样：“每一天会有一个觉悟，也许每一日里的觉悟都并不完整，但是它从不同的侧面表达了中日民间共同在思考的一些东西。”
和加藤嘉一的对话
和加藤嘉一的对话是偶然得来的机会，这位在同学中以“不睡觉”著称的“超人”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采访。而对话，也让我们看到更多内心的火花。
记者： 来到中国之前，您接触过多少中国文化？那时候想像里的中国是什么样的？
加藤：对中国文化有所接触，毕竟是日本人，从小上跟中国有关的课程。“道德课”里的中国儒家思想是印象最深刻的。“世界史”课里，中国史的部分最多，尤其是古代史。反正，我们从小学到高中能够通过课程了解中国的思想和历史。这点对我做人，学知识方面也很有帮助。我来中国前，对中国的印象有两个，一个是很神秘；另一个是很单一。神秘感至今一直没变，在我眼里，中国一直是个神秘的对象，因此才会产生了解的愿望。至于单一性，这是我误解的方面，来到中国后才发现，无论是风俗习惯，人的表情，观念，人生观，利益观，价值观等，中国都是个很“多元化”的国家。与日本相比，更是如此。
记者：您让许多人感到富有传奇性的地方是，在2003年中国非典的高峰时期您来到北京，并且不会中文、没有中国好友、没有人民币，是什么让您下了如此大的决心？
加藤：我做人的原则是：与众不同。我从小始终追求做与众不同的人，这也是我的核心价值观。从合理的资源分配的角度看，每一个国民都本着自己的爱好和特长，发挥独一无二的社会作用，这是最符合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状态。我就追求与众不同，当然这是相对的，完全做与别人、前人、后人无关的事情是不可能的，现实是现实。但我坚决认为，年轻人要带着理想面对现实。因此，我选择中国留学，以独特的状态从零面对北京的生活。我当时的选择是对的，没带任何偏见的状态是最能够让人成长的。
记者：在北京生活的第一年里，有什么让您特别新奇，又有哪些方面困扰过您？
加藤：首先感到新奇的还是非典吧，当时我们的大使馆公布说，在华日本人要回国，但我坚决不理睬，选择现场目睹非典给中国人的影响，当然也有“我刚刚来北京，无论有什么样的理由，为何这么早就要离开这里？我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学好中文，适应中国”的想法。困扰基本没有，跟日本的生活不同很正常，只好入乡随俗，我一直是享受融入不同环境的新鲜感。唯一困惑的是，怀念家乡的大海（笑）。
记者：在中国，您十分积极地参与到社会、文化生活中，获得了受人瞩目的成就，这些是您自我目标中的一部分，还是“无心插柳”得之？您当初对自己在中国的生活有什么期待？
加藤：我来北京后这么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媒体活动，是非常出乎自己意料的，来之前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将发挥媒体方面的作用。但既然是个机会，就好好做。这也是老天给我的机会，好好珍惜。我来这边后始终很拼命地学习中文，中文水平是我在中国展开任何社会活动、媒体活动的最大“武器”。没有中文，不可能得到这些机会的。我当初的期待只不过是通过北大留学的过程提高中文水平，拿好学位，了解中国。现在的心得是，只要一个人珍惜每一刻，努力做好自己，机会总是超越自己意料的。
记者：许多媒体报道您的时候，都强调您是位日本青年人、80后，从您的角度看，目前中日两国的青年人对双方的了解充分吗？您接触到的中国青年人有什么不同于日本青年人的地方？
加藤：有充分的一面，也有不充分的一面。毕竟，中日双方的大部分青年人只能通过媒体报道了解对方，而不是直接面对面的交流。这是相互交流的现实点，也无法使得双方充分了解对方的根本原因。两国只能一步一步促进多层的交流。但让我高兴的是，双方的年轻人始终很关心对方国家，批评也好，表扬也好，相互关心是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的最大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基础是存在的。中国青年人应该说比日本青年人活跃，这是受到国情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影响。还有，中国青年人对外的意识更强，许多大学生渴望留学欧美，这也可以说“崇洋”现象。我个人认为，今天“中国80后”是受到祖国转型和多种文化冲击的转折一代，生活起来很困难，容易盲目、迷茫、浮躁。这些面孔比日本青年人更明显。
记者：目前中日两国的一些民间交流者在尽力促进双方的了解，包括您组织的“京论坛”为相互交流做出了努力。从您的体会来看，目前中日民间交流组织需要在哪些方面进一步发挥作用？
加藤：我认为，民间交流是需要“合力”和“互动”的。这两点也是民间交流的关键词。企业也好，媒体也好，文艺也好，留学生也好，光依靠自己的力量是有局限的。从官民一体的角度看，政府和民间的互动是必须的，政治家首先有责任给民间交流提供良好的交流氛围。民间则需要在不同的角色之间进行合作，以“整体的力量”与对方展开交流。比如，我发起的“京论坛”也有类似的考虑。两国的大学生与政府、大使馆、媒体、企业、学者等互动才能获得交流的平台。政府、企业、媒体等也能够从中吸取某种营养。年轻人是需要社会人的关怀的，社会人也需要年轻人的活力的。它必将是互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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